《联合早报》社论 2019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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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暴力抗争在10月1日中国庆祝国庆时进一步升级，一名18岁示威学生因参与围殴警察，而被实弹击中胸部，送院急救。港府于是决定启用殖民地时代《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的授权，制订《禁止蒙面规例》（又称“禁蒙面法”），以阻吓示威者的过激行为。为避免暴力对峙陷入恶性循环，港府或有必要刚柔并济，通过管道舒缓民怨，除了尽速解决民生课题，更须重启政治改革进程。

《禁止蒙面规例》在10月5日凌晨生效，但抗争者不为所动，发起了更为激烈的暴力行动，迫使香港地铁一度全线停止服务，也导致另一名只有14岁的学生被警察射伤。香港舆论对于“禁蒙面法”的立场也一如所料地出现分裂，反对者认为这是当局进一步走向专制极权的迹象；支持者则认为不如此无法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遏制香港进一步滑向无政府状态。

香港经济因为持续超过一季度的暴力抗争，已经出现衰退的势头，长此以往，或许无法避免失业潮的出现。香港的国际形象也因此而蒙尘，国际游客裹足不前，一旦国际资本也对香港的法治失去信心，则港人赖以维系“两制”的物质基础将不复存在。但更为严重的影响，是此起彼伏的暴力行为，将对一整代香港青年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跟台湾陈水扁执政时期不断挑拨蓝绿冲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际，以及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等政治动荡时刻一样，香港社会经历了不间断的暴力抗争，不但让政治撕裂了社会，更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和谐。冲动的年轻人同沉稳的长辈，形成了不易跨越的认知和立场鸿沟。这一内伤若拖得越久，对香港的未来越致命；唯有尽快恢复社会的文明秩序，才能开始有意义的疗伤过程。

如实而言，在街头成群结队攻击警察、破坏公物，比在学校寒窗苦读、面对考试和升学压力，更容易吸引年轻飞扬的心灵。况且，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同仇敌忾，让青年自以为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并在道德高地上找到归属感和存在的共鸣。但是，在街头发泄青春过剩精力的同时，香港青年却牺牲了求取知识，健全人生价值的宝贵机会，变得只问立场，不讲是非的糊涂人。

被政治主导一切的结果，扭曲了香港青年的价值观。当暴力成为常态，污言秽语成为自我表达的方式，香港所代表的文明法治价值，恐怕将与下一代港人渐行渐远。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试图跟学生对话时，遭发起罢课集会的蒙面学生撒冥纸，又多次阻止其发言，显示培养下一代精英的机构，也被这股反体制的暴力潮流所裹挟而沦陷。一些评论把这些香港青年比喻为当年中国大陆无法无天、打骂师长的“红卫兵”，并非无的放矢。

“禁蒙面法”可能只是港府恢复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尽管朝野互信不足，任何制止无节制暴力的做法，符合大多数香港人的集体利益，理应得到社会普遍的支持。但是，一味采取强压的方式，并不是解决香港乱局的最好方式，港府也有必要针对困扰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民生课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还须政治解决，促使香港民众持续上街示威不肯退去的普选争议，还是得谋求妥协之道。

妥协本就是民主精神的实质，因为只有极权才能赢者通吃。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提出的香港政改方案（俗称“袋住先”方案），即由北京筛选两到三名特首候选人，再开放给港人普选。如果当年港人接受此方案，则特首尽管是北京认可的人，治理香港时也不敢藐视港人意愿，施政也更有民意基础。北京近来多次表示，仍然没有排除“袋住先”方案；作为一种过渡的妥协办法，恐怕必须是任何有责任心、愿荣光归香港的港人都要认真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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