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时评、杂谈

越辟谣越传谣,上海陷入了防疫辟谣怪圈

作者:漫香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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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漫天辟不停,认错改正才算完,踏踏实实干实事,魔都才能继续强。

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牵动着全国人的神经,也刷新了全国人的认知。继初始阶段各种谜之操作被曝光后,上海又进入了持续辟谣阶段,包括但不限于有人买卖通行证、居委倒卖20万箱捐赠物资、有人故意烧蔬菜仓库等。
我们不仅要问,号称魔都的大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生长出这么多奇葩的新闻。
当然了,在上海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当下,四处造谣的人其心可诛,不管是为了夺眼球还是争流量或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影响防疫大局的人都应该被从快从严查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造谣上海呢?同时期开展防疫工作的又不只有这么一座城市,它哪来那么高的待遇呢?中国有几句老话,往好了说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往坏了说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上海这段时间确实表现出了极强的招黑体制,不服不行。

最近有个论断,说是上海属于国际大都市,人口多事情杂,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下,单靠公务员无法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号召大家对上海温和一些。
从感情的角度上讲,我也希望全国人民对上海温和一些,毕竟那里还有那么多的同胞在同新冠肺炎做斗争,《诗经》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但是把上海的问题归结为公务员无法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未免偏颇了些。

网络上把上海、深圳、吉林做对比的例子有很多,我就不聊了,我仅以我目前工作的小区举例,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居民小区的管理模式,看看上海这轮防控工作中的痛点和问题在哪。
对于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只靠公务员开展吗?显然不是。如果小区封控,光靠街道办事处那百十来条枪自然是不够的,可中国城市管理有个环节叫社区居民自治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除了我们常听到的书记主任,这里还有他们可以调动的社工和工作人员。再往下呢,又有不同小区的居民党小组,还有各种志愿者服务队,具体到每栋楼又有楼长。这是一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巨大力量,在北京几年的防疫工作中,这批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公务员在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而是公务员、社区居民自治力量和志愿者服务队共同在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行,这支力量的触角可以延伸到每栋楼。
这只是北京社会管理的基本力量,我还没算随时戴上党徽冲出去的大量党员。我不知张文宏当年让党员先上的逻辑怎么就火了,我只知道在我生活的地方,遇事党员先上是基本原则,不用呼吁也用不着动员。或许从张文宏的爆红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在这方面的差距。

上面所说的这些人上海没有吗?从各种报道来看上海也有,但完全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战斗力。
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批人自身的战斗力弱一些。从报道来看,上海的社区居民自治从人员和能力上讲都要逊色一些。这点虽然属于问题,但是可以从常理解释,毕竟上海是中国经济王者,而经济强的地方追求技术而非人力是常态,上海习惯了万事太平金钱技术至上,基层整体的运行能力自然是要差一些。同时经济强的地方人员的吃苦能力必然是要弱一些的,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出现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上海的社会动员能力太差,这点就不能理解了。按照常理来讲,上海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很强,自身定位都是世界的上海了,那它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是很强的。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国内王者,上海理应有更强的社会动员和执行能力来弥补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但现实却啪啪打脸。
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神奇的割裂。市里政策制定得很好,表态得很坚决。基层呢一批人累死累活全力工作但收效甚微,还有一批人在瞎忙活添乱,比如无法保证支援者的饭但自己吃了呀,再比如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乱效率低惹得支援大白怨声载道啊,诸如此类。
这些事情给了我三个感觉。一是上海没有区一级政府,或者说区一级政府的人员集体隐身了。在防疫工作中,区一级政府作为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好统筹管理,广泛开展社会动员责无旁贷,但上海的这级政府似乎没有开展大范围社会动员的能力。在上海出现各种问题时,区一级政府给人一种懵圈的感觉,出现了自视甚高的书生被扔进穷乡僻壤当县令般的茫然。二是上海的市一级政府和基层是断开的。北京出现突发事件时,市政府领导直下基层开现场会直接调度是很常规的操作,但上海出了那么多问题,市政府领导似乎很少直接冲下去现场解决问题。这让我很忧心,忧心于到底上海就是这种治理模式,还是上海的领导知道自己冲下去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干脆就不下去了。从感情上看,我希望是前者,但从现实看,是存在后者可能的。三是上海政府的运行过度依赖社会资本。上海作为经济极度发达的地区,大力推行服务外包本没什么问题,但自己起码得保留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社会资本从事的服务行为可以作为政府管理行为的补充,但不能成为全部。从这次的防疫情况来看,社会一旦静止下来,外包服务紧跟着静止,而政府竟然也跟着静止了,这表明上海政府过度依靠外包服务,自身管控社会的能力基本已经还给老师。而过度依赖社会资本的结果就是这座城市只能打顺风局,完全没有应对僵局或是逆风局的能力。这和北京出现疫情,市属区属干部大量下沉基层,党员干部迅速亮明身份,办事处和社区立即动员大量人员开展防控工作的模式完全没法比,而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帝都”、“魔都”怕是不可能再放在一起说话了。

而在我和上海小伙伴交流经验的时候,上海又干了一件奇葩事,准备在4月13日播放一期名为《众志成城 同心守沪——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的云录制晚会,引起网络群嘲,最终在当天凌晨宣布延后播出。
这边还有群众嗷嗷待哺呢,那边竟然要搞晚会?这是何等神奇的脑回路才能想到的方法。正常操作不应该是聚焦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所有人能维持基本生活,争取得到大家的谅解和支持,待封控结束之后再办个晚会,一来感谢举国帮助,二来感谢群众配合吗?在自已一团浆糊的时候搞晚会,那叫粉饰太平,只有在防疫结束,城市正常了再搞晚会,那才是论功行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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